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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

城市规划和招拍挂制度相结合的高妙之处在于，政府可以强势把控和拔高土地的拍卖价格。两年前中央严令退出房地产市场的78家央企，目前很多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绝对主力。

我个人认为，两年之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整体上扬，甚至在明年还会继续阶段性下滑。这仍是政策性影响，不是长远趋势，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产均价仍有很大上浮空间，离世界主要中心城市的房产均价尚有差距。其中北、上、广一线城市中，上海税费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则占46.94%。这样看来，未来如果该地块上建起的楼盘不卖到10万元以上，地产商是不干的。很多人也在思考和讨论这些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日益扭曲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共十八大将在今年秋天召开，温家宝总理的调控政策是延续还是调整将是下一任政府的首要难题，新的领导人要消化这个难题需要相当的时间，对调控政策的任何修改都可能被理解为政治问题，对房地产核心问题的触动也会被认为是对现行体制的挑战，但如果保持目前的状态继续下去，国有地产集团必将轻松挤垮很多民营地产企业。众多的知名地产商对此话表示费解，认为此话给所有房地产行业钉上了不道德的标签。对于肩负融资重任的银行业而言，应该如何纾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重新分配收入《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周其仁：收入分配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对你拿几块钱，他拿几块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后会越干预越糟糕。但是发展基础设施，它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中国可能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去做基础设施，带着钱去做，借钱给它们买我们的东西，相当于卖方信贷。相信我们的地方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

我们需要藏汇于民，把外汇留在企业，留在民间，让市场去投。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够用的，不用怕。

在我看来，这离利率市场化还比较远。同时，跟越南和印度比，我们有配套优势，虽然它们的单项要素比我们便宜，但它们没有配套设施。在我们这套考核干部的规则没变之前，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您怎么看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周其仁：这个东西你要仔细听一听：它做一个大的规划，它是要用几年的时间？5年？那么本届政府还干几年？你去看很多政府5年前做的规划，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所有人都不看以前的，就看今天说了什么。

你不主动升，真实汇率会升。当然，在对外投资方式的改变上，是否要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国家把外汇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比如小微企业，这个时候要强调减税，政府要支持它们一把，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中国的外向经济和外贸会好的。

与过去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不同，现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并不一样，一些国家，五年、十年看，是经济不错，但其基础设施却不好。当然，过去我们主要用了发达国家的销售系统和需求，所以，发达国家一遇到问题，我们也会遇到问题。

用外汇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比单一地买美国国债和欧债要强。比如，如果我们规定不准在街上摆摊，那么摆摊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就没了。

对于收入分配，你要理解收入是哪来的。特别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在受国内经济影响的同时，的变动亦成为影响其盈利的重要因素。它如果投不到8000亿，有人追责吗？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投资决定，是财政开支吗？是预算内吗？还是一个看法？而且你怎么落实？现在很多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没人推敲过，而且这个文件的性质就不具有强制力的，投不到怎么着吧，投不到乌纱帽拿下来？没有。经济规律里面，你想躲这个，就会来那个，这就要去权衡，怎么选择。所以我们不如把名义汇率升得快一点，减弱国内的通胀。但是，目前我们的人工成本和其他的要素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一些，有比较优势。

政策加码的呼声再起，降息、放松信贷等成为不少市场人士的期待。而从历史均值来看，7月份向来是PPI涨幅较高的月份，这让市场紧张不已。

它5年前说过的话多了，如果它过去5年讲的话平均都打了70%的折扣，那8000亿就剩5000亿了。但经济规律不可阻挡，这使得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能多发货币。

否则它GDP不会增长啊，这里面有一个乌纱帽机制在里面，全省互相点名，排名。只不过有一些板块，实在撑不过去的，而且过不去以后后果非常严重的，政府要处理一下。

2002年的时候，我们M2（广义货币）不到19万亿，但是8年之后的2010年达到72万多亿。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怎会弱不禁风呢？现在市场上呢，只要这个变量一动，就想去拨另外一个变量，让它变平，这种变法其实是越弄越乱，市场的力量是要给它时间的。对此，您怎么看？周其仁：我们先来看真实汇率。

绕一圈之后，国内的通胀，人工、土地价格都大幅上涨以后，最后汇率还是要升。经济的结构变化和转型需要时间，现在并不是很糟糕。

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舍不得让名义汇率做大幅变动的路。《中国经济周刊》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所谓收入分配，就是重新界定权利。地方政府是但凡能多投，就不会少投。

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中国经济周刊》：您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怎么看？市场有一些紧张。非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回事。不应该央行把钱都变成国家外汇，然后再给中投一个任务让他去投，这种投资通常不容易投好。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8%。你诠释错了，这个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

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你研究收入分配就要研究摆摊的人、买东西的人、通行的人、政府这几个角色，你权利怎么定，收入就怎么摆。

但摆摊就会影响交通，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摆摊，高峰过了就可以开放。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收入的资源要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利安排机制。